她是一位农民母亲，虽然一生都没有脱离劳动，但却生育了一个能成为元帅的儿子。她的名字似乎被历史遗忘，大家总是称她为“钟氏”。她的儿子，朱德万达策略，就是这位伟大的母亲的孩子。她临终时留下了遗言，要求不被葬入祖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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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氏于1858年出生在四川的一个贫困家庭，她的父母都是流浪艺人，家境贫寒，生活艰难。由于父母没有文化，钟氏甚至没有正式的名字，大家都称她为“钟氏”。当时，流浪艺人的生活非常辛苦，居无定处，收入也不稳定，经常是吃了上一顿没有下顿。穷苦的家庭迫使钟氏从小就要学会照顾家务，她早早学会了女红、做饭等生活技能，也因长期劳动，身体变得非常强壮。
展开剩余80%钟氏十五岁时，嫁给了朱德的父亲，并为朱家生育了十三个子女。然而，最终只有六个男孩和两个女孩活了下来。在朱德的记忆中，母亲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，每天总是天不亮就起床，开始为大家准备饭菜。钟家有二十口人，女人轮流做饭，每次轮到她做饭时，都是煮上一整年的饭菜。除此之外，钟氏还得下田种地、喂猪养蚕，甚至做一些手工活，如纺纱、缝补衣物等。即使是在朱德出生的前一刻万达策略，她依然在灶前忙碌。
尽管生活如此辛苦，钟氏的脾气却一直很好。在二十口人的大家庭中，她从未与任何人发生争执。她常常对大家说：“吃亏是福，宁愿自己吃亏，也不能让别人吃亏。”每逢节日，她会做甜饼和糖果，自己却舍不得吃，都会分给周围的穷人。因为常常帮助别人，她的小儿子朱代庄曾埋怨过她：“家里都没有吃的了，您怎么还去帮别人呢？”钟氏则笑着回答：“做好事积德，多做善事才能有好报。”虽然没有上过学，但钟氏非常支持朱德读书，为了让儿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，她和丈夫省吃俭用，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儿子的学费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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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德在学会了基础的农活后，受到了来自成都同学戴与龄的邀请，去云南报考讲武堂。虽然钟氏心中千般不舍，但她还是支持儿子去闯一闯。她的三叔朱世和也非常支持朱德的决定，给了他一些经济帮助。朱德曾回忆道：“我是一个佃农的儿子，本来没钱读书，但当时的乡间豪绅和地主欺压百姓，母亲为我省吃俭用，终于让我有机会去求学。”每次朱德上学，母亲都尽全力支持，借钱、筹集费用，从未有过一句抱怨。
有一年，地方的地主要加租，恰逢旱灾，那一年钟家几乎没得吃万达策略，靠着一些野菜和高粱勉强度日。为了避免地主的压迫，钟氏全家不得不连夜分开两处住。尽管生活艰难，钟氏始终没有放弃过任何希望，她同情贫苦农民，对富裕的地主和官僚充满反感。钟氏的坚韧和母亲的教诲深深影响了朱德，使得他立下了决心：要寻找一个更好的生活。
朱德参加了革命，但大革命失败后，他与家人断了联系。母亲在家中依然靠着三十亩地，辛苦支撑着家里的生计，而她并没有责怪朱德。直到抗战爆发，朱德才和家里恢复了联系。母亲知道后并没有反对，反而为儿子的选择感到高兴，并期望着中国的解放能够早日到来。
抗战期间，朱德为家人寄去了几百元和一些照片。母亲虽然不识字，但她仍然通过家中的侄儿向朱德写信，信中透露出她的身体状况不佳，并期望着能够见到儿子一面。然而，朱德因为战争的紧张局势无暇回家。
1933年，敌人因朱德的威名而对朱家的祖坟动手，试图挖坟暴尸。朱家不得不隐姓埋名，四处躲避敌人。1935年，红军在朱德的故乡仪陇展开革命工作，但敌人反扑，朱德的家人不得不逃往泸州。幸亏朱德的朋友戴与龄帮助，钟氏和小儿子才得以逃过一劫。从此，钟氏过上了流亡的生活，再也没有回到故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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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4年，钟氏已经84岁，仍然不忘劳动。她正在帮儿媳做饭时，突然晕倒在灶前。当儿媳赶来时，钟氏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她要求家人将她抬到堂屋，并让她洗澡梳头，穿上寿衣。她不停地念叨着朱德的名字，然而儿孙们都在她身边，唯独朱德未能归来。
她在临终时留下了遗言，希望不被葬入祖坟，而是葬在屋左侧的松树下，不修坟、不立碑，树上可以种上花草树木，任何时候都不允许砍伐。她如此安排，是因为害怕敌人再次来挖坟暴尸。钟氏去世的消息通过报纸传到了延安，朱德得知后，感到无比的悲痛与愧疚。为悼念母亲，朱德写下了《母亲的回忆》一文，文中他深情地感谢母亲，感谢她给了自己生命的启蒙，教会了自己如何面对困难，如何为国家和人民奉献自己的一切。
朱德说：“母亲教会了我如何与困难作斗争，这种精神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。”当时，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延安为钟氏举行了追悼会，毛泽东在挽联中称赞她为“民族英雄的贤母”，周恩来则称她为“教子成民族英雄的贤母”。朱德曾告诉朋友：“母亲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，这让我在30年的军事生涯中从未感到过困难。”
朱德的母亲万达策略，虽然没有受过教育，但她深知民族大义，支持儿子走革命道路，自己一生默默奉献，最终为国家和人民献出了自己的一切。我们应当向这位伟大的母亲致敬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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